2019年3月25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何增科教授做客我校“珞珈政治学论坛”，在学院332报告厅作了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化大国崛起”的学术报告，论坛由刘伟老师主持。校内外相关学科中青年同仁踊跃参与论坛，其中包括中国地质大学李海金、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田祚雄，等。另外，本院倪星、储建国、陈刚、陈柏奇、吕普生、曹龙虎、杜姣等老师及相关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也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报告中，何教授主要就研究问题、分析框架、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何教授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概念虽是十八大以后新兴的话语，但在此之前，也有运用国内政治、国内政治现代化的术语进行研究的。同时，从提出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追求大国梦的轨迹。因此，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大国崛起是能够打通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实现史论结合，又贴近现实的有意义的真问题。

然后，何教授抛出一系列问题：“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改革和现代化是否促进了近代以来诸大国的崛起？如果是的话，在多大程度上和以哪些方式促进了近代以来大国的崛起？国家治理改革和现代化的滞后、失衡是否导致崛起进程的中断、崛起后衰落或者在大国崛起竞赛中的落伍？如果是的话，具体的机理是什么？”基于此，何教授结合近代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大国崛起历程，从国家建设、法治建设、民主建设、治理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间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包容性的国家四大目标，建立起四大目标均衡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

在之前的理论基础上，何教授提出了其研究的基本命题：国家治理制度的质量优劣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成败，指出国家治理制度的质量高低塑造着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而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选择的汇合决定着长期的国家治理绩效，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兴衰成败。基于这个基本命题，何教授又提出了四个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设。假设一：国家治理制度的变革影响着近现代大国崛起的成败。何教授指出国家治理制度变革就是通过改革改良、制度移植与创新或革命等途径来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制。是否具有学习能力和变革能力，是否具有强烈的变革意愿和有无良好的改革策略等，都直接影响着近现代大国崛起的成败。假设二：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进展影响着近现代大国崛起的进程。何教授认为，其中核心的就是通过国家建设、治理、民主、法治建设获得国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假设三：国家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失衡和滞后导致近现代大国崛起进程的中断乃至走向衰败。他指出，任何一个潜在的大国如果在某一个方面甚至几个方面长期滞后发展，就会导致四大建设的失衡，进而断送崛起事业。假设四：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领先者将在大国崛起竞赛中胜出，反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落伍将导致大国崛起竞赛中的落伍或者被超越。他认为在大国崛起竞赛中，领先者可以在制度竞争中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制度优势，比较制度优势将导致制度绩效的比较优势。

基于提出的基本命题和假设，何教授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九个国家现代化史和崛起史的分析，检验了前述假设，并得出了七大研究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现代国家建设上先行一步，率先建立起相对集权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同时增强了经济治理制度的包容性，从而促进这两个国家在16世纪率先成为第一波崛起的世界性大国；荷兰从16世纪中叶开始从西班牙统治下赢得独立并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共和国，同时还建立了包容性的经济治理制度和宗教治理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这些新进展和新优势推动了荷兰在17世纪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英国之所以能在18世纪以来第三波大国崛起竞赛中胜出，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并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得益于英国在国家建设、法治建设和代议制民主建设三个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从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建设方面享有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制度优势，同时又和英国建立起包容性的经济治理制度和文化治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之所以能在20世纪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乃至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与美国18世纪下半叶独立以来到20世纪初在国家建设、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建立了现代国家治理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诸方面的相对均衡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从潜在的大国成长为现实的大国；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崛起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在1991年又迅速解体，其崛起和衰落都与其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畸形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强有力的国家和汲取性的国家二者的紧密结合既造就了苏联的崛起又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之所以在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后又都先后衰落下去，与这些国家在此期间国家治理现代化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进反退导致先前的政治优势丧失，并被后来者“赶超”而出现相对或绝对衰落；法、德、日、俄等国大国崛起之路上的屡次起落反复，都与这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进步与倒退交替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步推动着大国的崛起，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倒退则导致大国崛起进程的中断。

何教授的精彩报告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在问答互动环节，何教授同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有老师对该研究提出三个问题：其一，就理论框架而言，是否需要加入其他因子进行分析？其二，治理制度和民主概念之间的界限是否能进一步明晰？其三，大国崛起时和崛起后，均衡与不均衡是什么关系？有老师认为何教授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视角，并建议后续研究将“国家建设”细分为若干方面进行测量，做量化历史研究。有老师针对微观研究中，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事物理解的差异谈及了自己的看法。也有老师谈到何教授的研究既是历史总结型的研究，又是较强的规范研究意味，两者把握起来都很有难度。还有老师引用斯考切波的例子，提出如何面对研究逻辑受到质疑和挑战的问题。何增科教授对老师、同学所提出的问题做出详尽回应，指出崛起是一种Power（权力），现代化则是增强Strength（力量），Strength转化为Power需要国家的意愿和能力的共同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该研究关注制度性的作用。治理制度与民主之间存在模糊性，但要关注治理这一重要因素。不均衡可以使大国崛起，但是也会使大国快速衰落。关于该研究转为量化研究的问题，国家认同、受约束程度、负责任程度、包容性等均可量化。最后，他表示，研究有争议是好事，可以不断地回应质疑并进行修正。

论坛最后，刘伟老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政治学者本来就应该多关注主流问题和宏大问题，这是由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学科属性决定的。而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大国崛起就是这样的主流问题和宏大问题。但研究这类主题，同时也面临着“问题宏大、历史长、案例多、操作难”的学术风险，只有对相关历史事实掌握比较充分，并具有较强的理论建构能力和比较分析能力，研究者才能驾驭好相关的论证。何增科教授的研究基于历史事实和多案例比较，有力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大国崛起的重要意义，这对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汪昱均、刘远雯供稿）

附：“珞珈政治学论坛”往期简讯

“珞珈政治学论坛”201901期：面向经验世界的廉政研究（主讲：倪星教授），网址为/zhkx/2019-03-20/6072.html